北京2015年1月13日電 /美通社/ -- 2015年1月10日，在“2014中國公司法務年會（北京會場）”上，“2014 - 2015中國反商業賄賂調研報告暨中國首部反商業賄賂藍皮書”正式發布，報告發布主體為法制日報社旗下中國公司法務研究院以及全球著名的法律及商業資訊服務公司LexisNexis律商聯訊。方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尹云霞擔任報告主筆。中國此前尚無針對中國反商業賄賂合規的實證調研分析，“2014 - 2015中國反商業賄賂調研報告暨中國首部反商業賄賂藍皮書”的發布，填補了國內的空白。

新一屆領導人上臺后，中國政府對于反腐敗、反商業賄賂的執法力度正在不斷增加。政策方面，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依法治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委員會（下稱“國資委”）要求國企“依法治企”、建立健全合規制度。立法方面，《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加強對行賄行為的懲罰、加大處罰力度、強化預防機制，同時建立健全反商業賄賂打擊網絡，對反商業賄賂不良記錄加強管理。執法方面，各級政府增加了反商業賄賂執法人員，進一步明確分工與職能。政府查處的商業賄賂案件數量與涉案金額逐年遞增。可以預計未來幾年，中國政府對于反商業賄賂的執法力度會有增無減。

與此相應的是，美國海外反腐敗法（FCPA）已成為中國商業界、法律界一部不可不知的美國法。FCPA是一部把觸角伸向海外的美國法，禁止賄賂美國以外的政府官員（包括中國）。六年前，西門子公司因為FCPA被罰16億美金，史上單家公司較高的FCPA罰金，開啟了FCPA合規新時代。在中國，2014年葛蘭素史克（GSK）因為違反中國商業賄賂法而被罰30億人民幣，多位公司高管（包括中國區CEO）被判有期徒刑二到四年。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政府針對公司行賄開出的較大罰單。

GSK案件是否會開啟一個中國反商業賄賂新紀元？中國企業是否已準備好面對反商業賄賂新紀元？國企已有的紀委監察系統是否能滿足反商業賄賂要求？外資企業的FCPA合規制度是否足夠應對中國反商業賄賂？中國民企在重重競爭壓力下，是否應該將更多資源投入到反腐敗合規中？哪些行業是高危行業？是否政府只關心“大魚”，小公司可以高枕無憂？反腐敗合規制度是否是一紙空文? 如何建立有效的監督制度？反腐敗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中，會有哪些困難阻力？

正是在這些問題的導引下，中國公司法務研究院與律商聯訊聯合發起了中國首個企業反商業賄賂調研。此調研從2014年8月啟動，歷時5個月，通過問卷調查、深度訪談、沙龍討論等多種形式摸底中國企業反商業賄賂合規的現狀。其中，問卷調研總計回收196份，完成率達到81%，問卷填寫者中89%目前在企業擔任法律合規監察相關崗位。同時，深入訪談與沙龍所收到的反饋也會在文中對數據進行相關補充。

報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中國反商業賄賂的立法與執法的現狀與趨勢；第二部分根據調研結果，從企業所有制類型、行業、規模三個維度，對于各類企業面臨的商業賄賂風險、合規制度建立及執行現狀、以及合規制度建設執行中的阻力進行分析；第三部分主筆根據其從業經驗，為企業建立有效的反商業賄賂制度提出具體建議。

1.    反商業賄賂概念澄清

中國企業逐步意識到反商業賄賂的重要性，高管可能因為企業的商業賄賂而面臨牢獄之災，公司可能因為員工違規而背負罰款和其他損失（比如進出口資質降級、無法參與政府采購、融資受阻、取消行政審批和營業執照等）。而公司要避免商業賄賂，需要有效、嚴密而系統的合規機制，既要防范員工違反公司規定收受、給予商業賄賂，也要防止公司因為對于商業賄賂錯誤的理解，而實行貌似合理卻違反商業賄賂法的商業行為。

商業賄賂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很多人對于“商業賄賂”涵蓋的范圍并不清楚。商業賄賂泛指發生在商業領域的收受、給予賄賂的行為，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下的賄賂行為、以及刑法下公職賄賂（賄賂政府官員、國有企業及員工等）及非公職賄賂的十種罪名。商業賄賂涵蓋很廣，很多“行業準則”的商業行為，皆可能被認定為商業賄賂。例如，百威啤酒經銷商曾給與酒店“專場費”、“進場費”以求酒店只賣百威啤酒，而被判定為商業賄賂。一方面，哪些是合法的商業行為，哪些是商業賄賂，需要嚴謹的法律分析。另一方面，由于現實生活中執法部門在商業賄賂的查處中有較大的權限來解釋商業賄賂，執法人員對于商業賄賂概念的不當理解在一些情況下易造成看似合情合理的商業行為被判定為商業賄賂。加強執法人員的培訓，制定更詳細的司法解釋，開展有效的行政復議和訴訟等執法監督手段有助于減少這樣的事例發生。

如何加強反商業賄賂治理，報告認為，對于政府部門而言，除了增加執法力度，進一步完善統一明確的立法、提供及時詳盡的司法解釋外，還需要建立有效的舉報制度，保證公開、公正、專業的執法。

2.    反商業賄賂合規調研發現

此次反商業賄賂調研分別從企業所有制類型（國企、外企、民企）、企業所屬行業、以及企業規模（人數多于500人的大中型企業、少于500人的中小型企業）三個維度，對企業面臨的商業賄賂風險程度、各企業合規制度建立及執行現狀、以及合規制度建設與執行中的阻力情況進行分析。調研發現從企業面臨風險大小角度看，民企與國企相對于外企面臨著更高的商業賄賂風險；房地產與建筑、快消品與食品等行業是高危行業；企業無論大小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著商業賄賂風險的來襲。從風險防控角度看，超過50%的受訪企業已建立了反商業賄賂制度與相關機制。外企走在合規建設的前端，國企雖有合規制度但并不健全有效，民企是后起之秀但是缺乏系統且符合自身特點的合規機制。從合規政策建立與執行的阻力角度來說，民企相對于國企和外企面臨更多的阻力，但無論是企業所有制類型、企業規模大小，阻力的來源與類型大致相同。

民企與國企面臨更高的商業賄賂風險。調查發現，相對于外企，有更高比例的民企與國企通過給予現金的方式影響業務量、經歷過商業賄賂調查。國企方面，這既與國企所處行業有關（有更高比例的國企需要和政府部門打交道），也與國企現行的反商業賄賂管理制度有關。在與企業的深度訪談和國企沙龍中，國企相關負責人指出，大部分國企的合規工作分散在不同的職能部門，且大部分國企沒有牽頭部門，法務部在反商業賄賂方面處境尷尬，沒有足夠的人力、財力、權限去執行反商業賄賂合規工作，與審計、企業管理、風險控制等部門之間的合作不夠緊密，無法有效查處監控商業賄賂行為。而紀委監察部門作為國企的主要反腐敗部門，更專注黨員干部及高級領導的個人貪污行為，而非商業賄賂行為。紀委監察部門的人員多半沒有法律專業背景，另外，國企針對反商業賄賂缺乏獨立的監督考核體制以及培訓機制。在制度執行或者處罰力度上，企業表示出于業務的壓力，往往效果也會大打折扣。總之，國企面臨更大的商業賄賂風險，現有的反腐敗機制從人員到制度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如何建立獨立、完備、有效的反商業賄賂合規制度與機制是國企“依法治企”的一大挑戰。民企方面，企業對反商業賄賂合規的意識淡薄，對貌似安全但涉及商業賄賂的商業行為認識不足，導致其面臨著較大的商業賄賂風險。

商業賄賂風險較大的行業是快消品與食品行業及房地產與建筑行業。房地產與建筑行業是高危行業，比較容易理解。快消品與食品行業是高危行業，源于商業賄賂涵蓋的范圍。與FCPA不同，商業賄賂包括的范疇不只是公職賄賂，還有非公職賄賂（例如給民營企業員工的回扣），既包括給予個人的好處，也包括給予公司、團體的利益（例如進場費），既包括行賄，也包括受賄。快消品與食品行業在激烈競爭、有多種活絡的商業模式的情況下，面臨更多反商業賄賂挑戰。一些“行業慣例”的商業行為，比如獨家經銷協議，也可能被認定為不正當競爭、商業賄賂。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外企處于快消品與食品行業，由于中國商業賄賂法涵蓋范圍遠大于FCPA，FCPA合規制度并不能足夠應對中國的反商業賄賂，外企應進一步加強反商業賄賂制度，以應對中國的反商業賄賂執法新形勢。

民企在合規制度方面落后于外企和國企，但面臨的商業賄賂風險并不小，需要盡快趕上。小型企業和大中型企業均面臨不同程度的商業賄賂風險，不能因為資金壓力而放棄合規建設。而且，過半的受訪企業已經建立起了反商業賄賂合規政策以及相關預警和處理機制。目前尚未建立合規制度的企業已經落后，將面臨著更大的商業賄賂違法風險。

合規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執行，必然會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礙。但很多外企率先克服阻力，建立了有效的反腐敗合規制度，相信國企和民企也可以迎頭趕上。國企沙龍中，一些國企表示國企建立有效的反商業賄賂體系，較大的困難在于職能部門如何形成合力。一方面國企法務合規部門權力、財力、人力有限，現在很難牽頭反商業賄賂合規，另一方面紀委監察部門自有一套機制，難以進行大幅調整，并且有職能范圍的局限性。很多國企反映，反商業賄賂制度與機制的改革需要企業較高領導層或者企業所屬主管機關領導牽頭，幾個職能部門密切配合。國資委要求國企“依法治企”、建立健全合規制度是適時的東風，而跟進的落地政策、對國企合規機制的考核、對法務合規部門在財力、人力、權限上的支持，是國企建立有效反商業賄賂機制的關鍵。

針對調研結果，報告還在第三部分提供了反商業賄賂合規指引，包括反商業賄賂合規整體政策與指南、預警防范機制、應對與善后機制三個方面，并對國企、民企和外企分別提出一些針對性建議。希望能夠在中國反商業賄賂的新形勢下，為企業在中國的商業合規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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